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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昂握了握她的手，戒指冰凉。老太太看起来并不相信海因斯说的任何一个字，但并没有继续追问。她穿过铺了地毯的房间，像猫一样无声无息，把几本书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取下来，摸索着一个莱昂看不见的锁，一声咔嗒，然后是保险箱密码盘转动的轻微声音。莱昂看了海因斯一眼，后者看着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。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，第二盒，第三盒；一把□□，护照，远远不止一本；一个皮夹，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，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“红十字会运输车辆”。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，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。海因斯翻了翻皮夹，里面有些现金，各自折成一小叠，法郎，马克，英镑。“替我照顾阿尼卡。”塔米娅树枝般的双手撑在胡桃木桌面上，“我应该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一般而言我不推荐人们和狗交谈。”海因斯把皮夹放进口袋里，冲莱昂打了个手势，让他收好剩下的，“你也许还需要处理一辆车，推进河里，撞毁在山路上，方式不限。”“不是喜欢退休的类型，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说过。”海因斯推开了门，“再见，塔米娅。”——留着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放下电话。“警方拒绝设置路障和检查站，”他解释，安东思忖着这个人的声音是本来就这么尖细，还是因为此刻非常紧张，“除非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找这辆车，而且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常规外交途径沟通，而不是，我引用他的原话：‘编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他们的人力’。”也不再需要找这辆车了，安东想这么说，但并没有开口，也许水警两个月后会在港口捞起一辆车，外观完全符合苏联使馆的描述，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机。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，彼得的孩子们花了大半个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丢弃的卡车。那是以色列向叙利亚和埃及宣战的那一年，伯尔尼的冬天尤其恶劣，白天仿佛只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就结束了，匆忙让位给寒风呼啸的夜晚。酒店里挤满了情绪低落的滑雪者，在大堂酒吧裹着墨绿绒布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玩纸牌，安东藏在他们之间，等一个借道维也纳来的英国建筑师，以及他随身带着的坎布里亚浓缩铀工厂蓝图。大雪压塌了一段电线，火车比预计中迟了一周，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妥。在这些栖息在酒吧的候鸟中，安东认得一家意大利人，主要是三个吵闹不堪的孩子，父亲永远在看报纸，母亲总是点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，一点点地把它们混在一起；两个阴郁的德国人，从不和对方说话，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；一群骑术学校的学生和他们肥胖的督导；还有一个总是坐在吧台最右边的影子，如果安东有机会猜三次的话，他会说银行家，图书馆员或诈骗犯。火车宣布再次停运的那天晚上，安东比平常更迟下楼，餐厅里已经相当拥挤。纯粹是为了躲避那三个互相投掷黄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恶魔，他坐到了银行家、图书馆员或诈骗犯旁边。后者起先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，直到酒保把马丁尼放到安东面前，他才侧了侧头，“该试试他们的威士忌。”“马丁尼有什么问题吗？”“没有，只是给你推荐更好的选项。第一次来伯尔尼？”银行家，安东敲定了一个印象。“第二次，事实上，只是路过，如果不是因为火车。”他打了个手势。银行家拿起酒杯，铜袖扣在吊灯下闪闪发亮，他的眼睛是绿色的，“敬瑞士铁路。”“敬瑞士铁路。”他们各自喝了一口酒。挂在酒柜旁边的壁钟走到了九点，在他们身后，乐队奏响了第一个疲倦的音符。没有人跳舞，雪抽打着高耸的窗户。“名字是亚历克斯，顺带一提。”亚历克斯看上去并没有握手的意向，安东也没有动，“本杰明。”“现在你想试试威士忌了吗，本杰明？”他想。乐队换了一首曲子，慢悠悠的小提琴。他们聊天，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，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，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。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，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，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。建筑师在铁路恢复运营当晚抵达伯尔尼，住进了酒店仅剩的一间顶楼套房。按照计划，他应该在九点一刻到酒吧来，假装惊喜地撞见久未见面的朋友本杰明·里克特，蓝图的缩微胶卷藏在他的钢笔里，本杰明会带走这支钢笔。八点四十五分，安东点了一杯威士忌，亚历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机，宣布要到花园里抽烟。亚历克斯再也没有回来。九点过十分，安东搭电梯到顶楼，径直走向转角处的客房，门关着，但并没有锁，一拧把手就开了。他先看见了翻倒的写字台，然后是昏迷不醒的线人，钢笔和手表都不知所踪，皮鞋鞋底也被割开了。前台并不清楚亚历克斯到哪里去了，他在登记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，完全无法辨认。门童一口咬定亚历克斯没有离开酒店，至少不是从大门走的，不过早些时候确实有一辆运送食材的卡车开走了，这并不寻常，毕竟卡车一般是清早来的。留着胡子的使馆雇员清了清喉咙。走廊对面的办公室里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。“不需要找那辆车，”安东告诉他，“他会选择步行，也想尽快出境，他只有一个选择。”对方茫然地看着他。“港口，”安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，“让孩子们去港口。”☆、Epi.066.亚历克斯，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，并不存在于档案和监控名单上，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彼得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，而安东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。他空手返回波恩，在那张疏于使用的小办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败——这张桌子被塞在苏联使馆签证办公室的边角处，快要挤进文件柜里了，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。领馆雇员私下里叫他“卢比扬卡的孩子”，而对那些确实在卢比扬卡工作的人而言，他就只是“彼得的孩子”。在措辞模糊的外交人员通讯录上，安东·索科洛夫是一位“助理”，附带一个电话分机号码，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在“协助”些什么。巴特戈德堡使馆区从来不缺这样的助理。他当时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阁楼里，靠墙一张孤零零的床，看起来像是从军医医院捐赠品仓库里偷的。倾斜的窗户放进阳光，因为玻璃上经年累月的污渍已经擦不干净了，总是给人深冬的印象。在变幻莫测的早春时节，那窗户放进来的还有雨，在铁桶里敲出时钟一般稳定的滴答声。唯一一部电话放在